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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不反对成功，企业被欢迎获得垄断地位。但有了垄断地位，你就有了某种特殊的义务，关键在于你不能滥用。数据时代如何挑战反垄断执法《财经》：诸如杠杆效应等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面临很多争议，也有声音认为，当下的互联网经济全面挑战了经典反垄断和竞争法理论。

在戴相龙看来，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一般来说，美元发行的多，回来的贸易、货物就多，应该是顺差。但是现在美元的逆差比较大，所以受到了美国人的关注。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贸易是全面的，是一个共同体，合作是对双方有利的。“理智的想想，我们中国并不是需要那么大的贸易顺差，因为我们的贸易顺差7%，靠出口拉动的，进出口拉动经济9%，贸易顺差减少一点不一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何况不从美国进口，还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戴相龙说。

执法严格和效率之高，是外界对维斯塔格留下的两个重要印象。与前任竞争专员更温和而趋于与大公司达成和解的风格不同，维斯塔格上任后作出的一系列对跨国寡头公司的严厉处罚将其推至风口浪尖。对美国硅谷巨头的密切关注也给她带来反对科技的指责——“让硅谷瑟瑟发抖”被用于形容她对科技公司们进行的调查和公开指责，《经济学人》杂志则称其为“大公司的死对头”。

贸易差额只是交易量之差，而不是盈亏多少。美国是否吃亏，企业和消费者最有发言权。傅自应认为，从生产看，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不同位置。中国企业更多是赚取加工费，而美国企业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从消费看，质优价优的中国商品走进美国千家万户，丰富了美国消费市场，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福祉。

据悉，净出口为当季美国经济增长贡献1.03个百分点，私人库存投资贡献0.65个百分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告诉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美国一季度经济主要靠库存调整、联邦政府开支以及净出口的支撑。但美国经济基本面看个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方面表现并不好。

《财经》：让大数据和算法保持公正，似乎不太实际？维斯塔格：以隐私保护为例，明年，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即将施行，我们相信这将会形成一股潮流，为了让公民可以保护自己的数据，许多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隐私保护。我认为这对于商业竞争来说亦是重要的启发，当你在写代码、发展算法以及对机器进行深度学习训练时，就应该在设计上做好合规——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竞争的边界在哪里。否则，你可能会被要求对你难以控制的事物承担责任。所以，在一开始就保持控制非常重要。